期刊名称：惠州学院学报 创办日期： 1981 主管部门： 惠州学院 主办单位： 惠州学院 刊期：双月刊 电话： 0752-2529551 Email： xb@hzu.edu.cn 国内统一刊号(CN)： 44-1553/z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1-5934 惠州学院学报微信公众号
<正>作为“中间物”概念的制造者、践行者,鲁迅先生的思考、做事与文学创制往往都有类似的悖论性,其中回荡着复杂理路的独特魅力,又有着因时制宜的应变性。如中西古今之争,他既是现代性的热烈拥护者也是谨慎批判者,还是强烈反对旧传统糟粕的“立人”新传统的缔造者;再如“自反”(self-reflective)与审人,他一方面猛烈攻击国民劣根性及其生成土壤与机制,另一方面又非常痛恨于自己身上的“鬼气”和“毒气”,同时也难以彻底摆脱。他热心大力引进、强调拿来主义,同时又品鉴既有、践行“兼容并蓄”。概之在有关(文学)实践操作中,鲁迅先生既强调了一定的“边界感”,同时又不断越界:在小说创作、外来文学翻译、散文诗思考、学术生产上皆有类似表现。
《野草》中的动物谱系耐人寻味，其动物再现既有简单的背景功能与契合界定再现，同时又有相对繁复的辨析，而部分超出了“刻板印象”。而在意义的营构上亦有其超克的辩证：鲁迅可以借助动物批判国民劣根性，同时又吊诡地批判兽性，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又借助动物弘扬个性，与其“立人”思想吻合。不容忽略的是，鲁迅先生也借助动物谱系返观与解剖自我，同时也探寻人与物和谐并存的途径，实现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对话。
鲁迅笔下的爱姑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已婚妇女，她被丈夫抛弃，但她不愿离婚，进行反抗，身处家庭、社会和自我的困境之中，最终被迫离婚，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许多人为爱姑的反抗所迷惑，实际上她反抗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封建包办婚姻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力，因此她既不是“辛亥的女儿”，也不是“五四的女儿”，仍然是“老中国的儿女”。鲁迅并非把爱姑作为一个正面形象来塑造，并不是歌颂其反抗精神，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作为鲁迅的唯一一部散文诗集，《野草》的深邃复杂、难以索解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通过注释推进了《野草》的普及。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野草》的注释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既呈现出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若干现象和问题，又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和鲁迅形象塑造的历史变迁。从1958年到2005年，近50年间《鲁迅全集》语境中《野草》注释形态的变化，彰显出全集编注者思想文化立场的调整。
“风韵译”和“硬译”这两种翻译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具代表性。二者的论争折射出郭沫若与鲁迅对五四新文学的不同理解。文章主要辨析郭沫若和鲁迅不同的翻译观，一直追溯到二人文学观的差异，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地位，翻译和创作的关系，以及翻译对青年的影响等问题的不同观点。鲁迅对翻译的功能和作用有着更多更高的期待。
较之于传统的思政课堂，“大思政课”的视野更为宏大，其文化属性也更为鲜明与丰富，善用文化熏陶是讲好“大思政课”、推进“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深刻把握文化熏陶在讲好“大思政课”中的积极影响，准确辨别文化熏陶在讲好“大思政课”中的作用方式，积极拓展文化熏陶赋能“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对讲好“大思政课”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德育教学起到“夯基础、强筋骨”的重要作用，对学生健康成长和人生发展具有“开好局、谋新篇”的重大意义。党史教育在高校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开展党史教育融入德育教学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体现，是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水平的现实选择。明确党史教育融入德育教学的价值和要求，制定党史教育融入德育的落实细则，确证党史教育融入德育的实践逻辑，是实现党史教育融入高校德育教学的前提保障和路径选择。
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实效，在哲理认识上对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展开认识论审度，对人工智能重塑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作实践论阐释，对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作用进行存在论审视是实现二者创新融合的方法论前提。人工智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观念、方式和内容的变革，但也引发了目标割裂、主体异化、认知屏蔽、法规缺位等现实风险与挑战。为推进变革和应对挑战，应从目标重构、理念转向、方法创新、环境优化四个维度促进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赋能，以实现技术育人与价值育人的融合创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生产劳动，劳动创造了《诗经》，又以其美的艺术特质反映先民的劳动生活。一部《诗经》就是一部劳动与美的史诗。在《诗经》里，劳动不仅是维系生活的必要手段，也是人化自然之美、彰显人性之美的途径。继承《诗经》劳动与美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聚力量，为社会主义教育培根铸魂。
潘岳除了本名之外，还有一个知名度更广的称呼“潘安”，在某种程度上，“潘安”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本名。从现有文献来看，至迟在广德元年杜甫创作《花底》时，“潘安”已经出现。“潘安”之接受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中出现分流，这种分流可进一步从雅、俗文学两面而分别关照。具体来看，在唐、宋两朝，雅文学影响较大，而元、明、清三朝，俗文学成为“潘安”接受的主要阵地。两者相比，俗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使“潘安”乃潘岳几乎成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
唐五代笔记体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作品产生的特定历史风貌，折射唐人感受世界的心理图式和精神结构。网状结构和程式特征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意蕴。分类作品呈现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立场，表明唐人认知范畴的拓展和宗儒的政治取向。此外，唐五代笔记的条目划分、标题拟写、门类设置等体制，以及独特的著述方式，最终导向主体自我需要，追求撰述自主性，流露出唐人以实用为理念的心理诉求，带有特定时期的文化特质，符合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和唐代实用思潮的历史定位。笔记作为文人乐于采用的写作体制，不该被排除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之外。
韩愈作赋体诗的诗坛定论是片面的。韩愈的以赋为诗并非照搬赋法，而是师古创新，从赋中汲取适于诗歌的营养后熔铸改造以自树诗风。他以赋语入诗，却翻新用法，追求“奇”的风格与诗境。他借鉴赋体宏观性的描写角度和铺陈逻辑，具体内容刻画时又简去其繁冗的物象陈列，炼笔于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细节的画面呈现。他藉赋体的自信气度以重振中唐诗风，又舍弃其浮华幻想的内核，使社会现实成为诗歌关注的重心。
作为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独特性活态文明，地方非遗文化凝聚了广大劳动群众淳朴的审美理想、艺术创造和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不懈追求。地方非遗文化“课程化”既是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也是适应新时代学校大美育课程改革的实践需要。以阜阳剪纸为例，现实中还存在着忽视地方非遗文化的美育课程价值、学校美育课程缺乏与地方非遗的有机融合、地方非遗文化美育的专业师资紧缺等多重阻隔，需要在进一步明晰以阜阳剪纸为代表的地方非遗文化美育课程价值的基础上，融合学科课程教学，打造“常态化”育美课堂以提升学生审美素养；融合综合实践活动，开辟“生活化”美育园地以涵育学生审美情趣；融合校本课程实践，开发“特色化”美育课程以厚植学生乡土情怀，并通过聚力打造新时代学校美育专业师资队伍等措施，着力探寻新时代学校美育视域中的地方非遗文化“课程化”进路。
服务学习是一种将社会服务与课堂授课相结合的整合教育模式，为中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深刻的范式变革。教师作为关键群体，其专业能力提升对于服务学习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在梳理服务学习内涵与中学教育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以“香港中学教师能力建设计划”项目为例展开个案研究，从服务学习理念阐述和课程实践设计两个视角，考察通过提升教师服务学习能力进而提高中学服务学习应用水平的现实路径。实践证明，系统的教师培训和课程开发能为教师提供全面的支持，帮助其将服务学习理念融入教学体系，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延续晚清以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加上军阀混战，军费支出大幅增加，导致职官薪俸无法及时、足额发放。职官为维持机构运作及自身生计，不得不采取封印、组织联合索薪会等形式，向总统府、国务院、财政部及实权派索薪。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频繁，职官的索薪对象常常发生改变，加剧了索薪的难度。北洋政府职官的索薪封印，既反映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也是北洋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重要表征。
河长制是完善水环境治理体系和提高水环境治理能力的一项制度创新。梳理河长制的演进历程，将其演进过程总结为萌芽、定型、扩散与再创新四个阶段。基于此，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河长制的演进逻辑：从结构观分析制度的变迁逻辑，河长制“从无到有”受情境、观念、主体要素的推动，“从有到新”受情境、制度、主体要素的影响，以上要素使河长制由地方初创到全国推广，再到联合河长制的创新；从历史观分析制度的变迁路径，制度扩散的路径依赖使得河长制不断强化，同时政策文件的关键节点促使河长制发生调整，呈渐进式变迁形态。为发挥河长制的长效作用，未来应敢于打破路径依赖，结合实际进行制度再创造，向跨区域整体性治理方向转变。
梁漱溟早期文化“三路向”说中的“身、心”二元论虽取材于笛卡尔，却不拘囿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域，其以笛卡尔的二元论为参照，虽在理论构型的立场、目标、元点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转，突破了传统“天人合一”的旧有范式，构建了以传统儒家人伦为基础的价值本体论，推动了近代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转向和现代性转型。但是，梁漱溟以“心”为本所创生的“善恶”的形而上学依据，在结构主义的对比分析视角下存在严重的价值论困境和模糊的现实指向。文章旨在批判性考察梁漱溟“身、心”二元论困境，揭示出遮蔽在困境背后有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路，以兹为当代坚守中国文化、返本开新提供侧面参考意蕴。
以H校学生社区服务中心为例，分析社会工作参与高校学生社区服务的角色为中介者、专业服务提供者、社区教育者、学生管理协助者、学生社区治理倡导者，具体服务方式包括建立需求评估机制、开展专业服务、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协助学生管理工作、营造社区文化氛围、协助社区党建、推进学生社区治理等。H校的探索面临学生工作队伍与社会工作队伍联动机制有待完善，社会工作线上服务平台仍未搭建，社会工作服务资源有待整合，社会工作宣传力度有待加强，学生社区参与动力有待激发等困难。建议完善学生工作队伍与社会工作队伍联动机制，建立“职业社工+社工专业”社区服务队伍，搭建社会工作线上服务平台，加大社会工作宣传力度，以促进学生社区参与。
以惠州市博罗县“供销农场生产合作社”为例剖析供销社系统综合改革和农村残疾人家庭就业增收的互动机理。研究发现，二者的契合性在于供销农场生产合作社的类社会企业属性，具体表现为以追求经济性与社会性的互嵌为建设目的、以联动村集体和中小农户为主要入社对象、以吸纳弱势群体灵活就业为重要用工形式、以叠加项目提升农村整体福利为外溢效果。在嵌入性视角指导下，尝试搭建供销社系统促进农村残疾人家庭就业增收的有效保障机制，即塑造引导跨越福利损害陷阱的制度嵌入机制，确立鼓励发挥农村残疾人家庭的主体性作用的主体嵌入机制，完善推动拓展多样就业形式的形式嵌入机制，以及构建辐射多元行业带动增收的行业嵌入机制。
乡村数字治理带来传统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结构、空间与方式的变革，形成乡村治理“智治”新格局。同时，也伴随着数据泄漏、规制逃逸、算法歧视等方面的治理风险。乡村数字治理的推进，亟待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面向“数字/物理”双重空间，乡村治理之法治理念、原则、规则应同步进行数字化适应性革新，需要塑造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数字理性”，健全个人数据保护、算法决策、算法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完善基于责任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监督数字化延伸之公权力的规范行使，以法治增强数字对乡村治理的赋能效应，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层基础。
<正>~~
